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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部落之音》:向失敗的努力者致敬

《 1 》


《部落之音》與《生命》,截然不同的兩部紀錄片。

吳乙峰的《生命》,從選定拍攝區域九份二山時,就已經有清楚的藍圖,與想要表達的抽象概念。吳乙峰清楚地知道他想拍什麼,而上天慷慨地回報吳乙峰、回報全景十幾年來為台灣社會的付出,讓吳乙峰拍攝的罹難者家屬,走出超乎預期精彩、澎湃的生命力量,讓《生命》成為今年台灣最讓人期待、也最成功的一部電影。

李中旺的《部落之音》,選定由知名原住民運動夫妻檔阿烏與瓦歷斯蹲點的雙崎部落組合屋。意外的是,一開始集結外界矚目與資源,迅速在扶輪社援助下興建的組合屋,卻遭遇原住民部落的世代爭權、內部分裂,最後組合屋內部無法整合、四分五裂,黯然地落幕。李中旺一度想要放棄,不要再拍攝雙崎部落了,因為完全看不到希望,但在「全景」伙伴的鼓勵下,還是完成這部紀錄片,帶著至今仍難以遺忘的心理創傷回到台北。


《生命》反應了人類存在的本質,而《部落之音》,反應了台灣社會的真貌。不願釋出權力的老一代,會劃大餅卻缺乏實踐力量的知識份子,不同政治立場的組織間無法對話、溝通、合作。更令人感傷的是:《部落之音》投射出無數參與改革、意圖改革或希望改革實現的人的悲傷落寞:永遠有一股難以克服的力量阻礙著你。這力量來自「人民」,你所鍾愛所憐惜所欲藉此建立人生存在目標的對象。

在中興新村的《部落之音》首映,一位觀眾問李中旺,看到雙崎部落組合屋分崩離析時,會不會想要介入組織的運作?李中旺回答,他們心裡很焦急,急得不得了,可是還是只能以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,站在旁邊拍攝。組合屋已經是擁有最多資源的地方,部落內部分裂成三股勢力,並不適合影像工作者介入,「全景」的工作人員只好在一旁靜靜地看著悲劇落幕。

就好比,我們彷彿就只能靜靜地觀看著台灣社會沈淪在無盡的撕裂與敵視中。

《 2 》


「在想片名時,我第一個想法,叫做『這就是台灣』,宣傳時畫一個很大的台灣地圖,讓大家知道這部紀錄片反應的就是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」。李中旺這麼說。

我曾去過雙崎部落的組合屋,在夜晚並沒有注意到那道圍牆。我跟瓦歷斯曾同時競爭中時的報導文學獎,他第二,我第三(名額只有兩名),我們大多聊這些文字工作者的話題。那天正好「石岡媽媽」來訪,我還看到盧思岳老師跟其他朋友,大家一起吃著烤肉,熱熱鬧鬧地,跟阿烏自然也說了一些話。不是很熟的朋友,也沒有去注意這個組織裡的互動。只在聽到組合屋一對夫妻吵架時,瓦歷斯淡淡地提到一些組合屋裡的問題。

李中旺聽到我的回憶,笑著說,那一天部落裡的人一定會罵說:「你看你看,組合屋又在烤肉了,我們都吃不到」。外界資源,總是會先找到最顯著的組合屋,找到可以跟外界官員、知識份子對話的瓦歷斯與阿烏,分裂也因此越發擴大。

可是,這些投入社區運動的知識份子,又該承擔這些罪名嗎?瓦歷斯靠寫原住民部落相關文章,就可在台北文壇得到一輩子的尊敬,何必涉入社區事務?阿烏嫁來泰雅部落,為雙崎部落的事情付出心血、提供個人人脈,還是受到耳語傷害。

也難怪知識份子取得名聲後,大多數選擇留在媒體、文化人的圈圈裡,以「論述」當成實踐,真正跳進社區處理核心問題的,少之又少。瓦歷斯與阿烏的遭遇,是活生生的「血淚教訓」。


《 3 》


全景說:「我們片子剪出來的,只是拍到的十分之一。我們拍到的,只是我們所見到的十分之一。」當我們看完《部落之音》,為其中的部落政治與人性糾葛感嘆、落寞時,我們看到的還只是百分之一的衝突與私慾。只是,這些衝突與私慾,其實也是每個台灣人生活中都會經歷與面對的。全景不願意將記錄片的拍攝對象,定格在一時的紛爭。李中旺讓我們感到台灣社會的悲哀,卻不會醜化其中任何人。因為《部落之音》所拍攝的,正是台灣社會裡的每一個人。

我與瓦歷斯在雙崎組合屋碰面那天,其實是為了讓「南方電子報」編委互相認識。我們找了瓦歷斯,找了「中寮鄉親報」的馮小非來擔任編委。我所不知的是,瓦歷斯當時是李中旺的拍攝對象,馮小非則是全景另一位導演黃淑梅「在中寮相遇」的拍攝對象。正在社區運動中陷於水深火熱的瓦歷斯與馮小非,後來當然一篇文章也沒編出來,「南方電子報」的第一代編委制度也就無疾而終。直到九月十八日,我在中興新村省政資料館看過「在中寮相遇」與「部落之音」的「全球首映」,才深切地瞭解當時他們是在怎麼樣的處境中。

我在雙崎部落組合屋的一夜,具體收穫就是與馮小非重逢。她後來遠離了那段時間長期合作的社區組織,現在和廖學堂(「在中寮相遇」另一位拍攝對象)、吳惠蓮轉戰「溪底遙農園」。我暫時離開精神醫學界,接掌智邦生活館,將會用智邦生活館的力量協助「溪底遙農園」。

如果《部落之音》只是拍攝出全景所見的百分之一,在全景逐漸撤出九二一重建區後,也還有許多或悲或喜的故事繼續進行著。我只能用「艱辛」兩個字來形容這些留在重建區的組織工作者。有許多我略知一二,但不能公開透露的秘密,還牽涉到勢力雄厚的團體,誰敢公開指責,必然會遭受慘烈的反撲。

在從花蓮看診完回台北的火車上,我寫完這篇文章。行囊裡的壹週刊,正揭露台北名模的「四劈」故事。八卦記者的妙筆烘托著,身價一千萬的媒體名人,只是名模最看不上眼的一道點心。其他追逐者的身價,從數億到百億。這是擁有社會剩餘價值的最最成功者的世界,為我們帶來娛樂價值的同時也消解著被剝削者對社會不公平的妒恨。每次想到這些光鮮中帶著荒謬的名人故事,我就會想起那些在社區組織中與殘酷的社會現實搏鬥的朋友。

當然,我們不是要否認資本家、上流階層、名模名人對這社會的重要性。但,社會改革與進步的果實,究竟是被誰大量取得?真正在第一線促進改革的人,他們通常得到什麼?是憂鬱、疲憊的身體、承受背叛後衰竭的靈魂?

表面上,《部落之音》是沈重到令人絕望的悲劇。實際上,《部落之音》是對第一線組織工作者的致敬。當我們知道原來台灣的社區組織工作是如此艱辛、如此浩劫,我們更應該對從事其中的工作者致敬,即使他們最後失敗了。

向瓦歷斯、阿烏致敬。向李中旺致敬。向馮小非、廖學堂、吳惠蓮致敬。向所有還在第一線奮鬥的社區工作者致敬。讓我們在看完《部落之音》後,不是悲痛地說不出話來,而是大聲地鼓掌,為所有社區工作者的努力。

(我拭去了竟然落下的淚水,在四周乘客寂靜地看著蘋果日報的火車上)

(看其他介紹「部落之音」與「梅子的滋味」的文章)

註:十月九日起,總統戲院加映一週「全景映象季」,每天均有一場部落之音、梅子的滋味、天下第一家,請大家邀請親朋好友觀賞,讓所有場次都擠爆,證明台灣人民就是愛看紀錄片,替紀錄片工作者打開一條生路。

December 22, 2004 in 13.2004 全景映象季 | Permalin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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