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房間

〈 Ⅰ 〉

這一陣子政府編列的特別預算越來越多，從五百億、七百億到三千億，為了救經濟，只好放膽編列預算，多創造些公共投資或民間消費。每次看到這些新聞，就會在心裡感嘆，不太會向社會發聲的精神病患，什麼時候才能分到這些錢？

我心裡盤算著：在郊區地帶，如果大量購買，30坪公寓花不到180萬。30坪，住三人綽綽有餘，等於一人成本60萬。如果政府一口氣買5000單位，也不過30億。30億，可解決不少建商的財務問題，打消部分銀行呆帳，股票跟著上揚，股民一起蒙利。

當然，重要的是，有這5000個居住單位，就可以讓5000名中度或輕度的精神病患有棲身之地，迴避家庭的紛爭與負面情緒，又不像醫院般與社區隔離。如果政府聘請400名社工員擔任個案管理員，協助病人的復健和就業計畫，以年薪50萬計，一年也不過兩億，遠不如台灣任一家大型療養院的年度預算。

研讀國外的精神復健文獻，常會出現”housing”這字眼，也就是房舍的供給，讓精神病人不用擔心住宿的問題。在台灣，幾乎從來沒有這項預算，因為所有政策都預設病人如果離開醫院，就會回家住。政府、專業工作者都假設病人出院，就是要回家，甚至引經據典查明法律上必須照顧病人的親等順位，要求家屬一定要出面。如果找不到有支持力量的家屬，病人回不了家，政府也有各種收容方式，讓病人能夠長期住院。在醫院與原生家庭之間，台灣的慢性精神病人幾乎沒有第三種選擇，因為，這些精神病人，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房子。沒有房子，找不到住的地方，就很難有充分的自由。

〈 Ⅱ 〉

治療慢性精神病人時，最頭痛的，往往是「親權」對「人權」的侵犯。比如說，病人的父親堅持不帶病人回家，即使病人病情穩定，整天在病房裡打麻將，最後醫師還得聯合其他家屬偷偷帶病人出院。比如說，病人在外結交男朋友，高興得想要結婚，但家長覺得男友又笨又窮，就嚴格禁止兩人接觸，不只不能見面，連打電話都不行。父母通常不會想到，自己正在侵犯子女的人權。

如果我們想指責家長，又會覺得家長無辜。精神病患出院後，多數由家屬繼續照顧。台灣的社區裡缺乏中介資源，不少病人不想吃藥、常伸手要錢、整天做不實際的賺錢大夢、遇到挫折就暴力相向，這些，全都要由家屬承擔。有哥哥被弟弟用菜刀砍一刀，頭皮縫了一百多針，沒有血緣關係的大嫂被毀容，還是得繼續照顧弟弟——這些突發事件，在病人身邊多少總會發生。即使家屬盡心盡力照顧病人，病人最常批評、指責或暴力的對象，還是照顧他的家人。要家屬尊重病人人權，不嚴加提防、不得限制病人自由，未免不近人情。

〈 III 〉

「社區精神醫學」成為朗朗上口的口號已很久，但台灣很少將提供精神病人住宅，列入社會福利的考量。常見的故事是：積極想從事社區精神復健的醫院，在附近的社區租房子，讓功能好的病人進駐。沒多久，附近的居民對房東施加壓力，於是公寓一間間退租，最後病人又回到療養院裡面。要從醫療的部門擠出預算，做社會福利該做的事情，自然困難重重。

如果精神病患有能力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，家屬卻無力提供完善的復健環境，我們還要強制家屬負起照料病人的責任嗎？許多病人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因為他們沒有「自己的房間」，沒有一個充滿諒解與同理的空間。有些病人喪失了性愛、交友的自由，只因為同住的家人不知如何面對。如果我們把照顧的責任推給家屬，必然會導致病人的人權被侵犯——否則家屬不知如何照顧。

誰不希望擁有自己的房間？病人當然也會如此期待。自己的房間，才是精神復健、回歸社會的起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