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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與人的界限

去年暑假,我剛到這家僻遠的大型療養院工作10天,領著另一位年輕醫師到他負責的那一棟「病房」(其實是一棟高大的建築物,中間有綠秧秧的庭園)準備看診。他負責女病房。當他踏進門口的一剎那,掌聲像海潮一樣湧來,100位女性居民齊聲起立鼓掌歡迎他。

我被這場面嚇到了,另一位醫師也羞紅了臉。除了精神科醫師外,恐怕很少醫師會碰到這種場面吧。也許在某些家屬團體、病友團體的場合,其他科醫師有機會得到一致的歡迎,但病人在病房裡集體歡呼醫師的到來,幾乎只在慢性精神病患的病房見得到。

那是我初次深切感受到,我來到一個很不一樣的醫院。醫院裡的資深員工告訴我,對某些居民來說,醫師象徵著居民跟外界的聯繫。醫師常來看病人,代表著病人沒有被社會放棄。

療養院裡的醫師,常要扮演不屬於醫師的角色。比如說,我就常得勸誡園區居民不要放棄得來不易的政府「公務床」身份。「現在工作不好找,鄉下高中畢業生起薪也才一萬多,你就算要找工作,也可以晚上回來醫院住,不要放棄政府的福利」。病房大哥(正式名稱是「生活輔導員」)也幫腔說:「我在這邊工作一個月也才兩萬五,家裡還有小孩念私立大學,說真的我還真羨慕你可以住在這裡。」這些認知功能退化的居民,能住進政府完全補貼還加發零用金的收容園區,「低收入戶」是先決條件。我們可以預見他們回家謀生後的慘狀,也就不可能如一片白紙般任憑他們為自己做決定。

這像是醫師的工作嗎?有時,我們扮演的,倒像是病人已不存在或失去功能的父母、兄長。其實這邊的居民大多數精神症狀都很穩定,藥物可以一吃好幾年不用更動,每天掃地、抬飯菜、種花草、打打桌球槌球、定期逛夜市、每週一天自由外出、下個月要參觀海洋公園‧‧‧‧我們要處理的生活問題不比醫藥少。

年老的病人想家了,我們幫他找家人。貧困的小孩沒錢吃泡麵,我們幫他募餅乾。前一陣子我想幫一位居民安排從網路接掃瞄文件的工作,後來他覺得在廚房流汗比較快樂。最近則要來一部舊型筆記型電腦,想訓練一位病情不穩的病人打字,希望他有工作後能得到自我認同。我們倒像是四處散財的遊樂仙人,這邊瞧瞧,那邊碰碰,遇到自己幫得上忙的地方就做些好事。

當原本應該是常態的事情變成偶然時,偶然就會顯得珍貴。當我們因為資源匱乏,只能選擇一些特殊或可憐可愛的案例施予關懷時,這彷彿就成為一種善舉。慢性精神病人對醫療體系的依賴、孺募、敬仰,或許有大半原因出在,因為他們沒有太多選擇。因為沒有選擇,對於手邊能仰賴的資源,只好緊抓不放。

精神醫學界有個較少被提到的原則—the 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,我翻譯成「最小限制選擇」,意思是說,我們應提供對病人人權影響最小又有療效的服務方式供病人選擇。這家寬闊、宏偉的公立療養院,居住起來應該比許多私立療養院舒服吧?可是,除此之外,居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了。或許10年內,我們都見不到如先進國家一般從紀律嚴格到生活寬鬆,有好幾種分類可供精神病患選擇的居住環境,因為有太多人覺得他們比精神病患更應該優先得到這些資源。

December 22, 2004 in 12.2003 精神病患長期收容 | Permalin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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